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華民國第一次国共内战末期的一場軍事政變。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總司令的东北军將領张学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军將領杨虎城在中國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並殺死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獲釋;从而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建立。

背景

日本侵华

位于陝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于2008年10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让出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1月3日,山海关失守。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国民政府之動向

面對日本節節紧逼,蔣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1932年,蔣设立秘密軍事委員會擬定抗日計畫。2月3日,蔣抵洛陽,會商對日抗戰計劃,2月5日由洛陽往鄭州,行經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觀察地形[1]:126。為遏止日本勢力擴張,取得蘇聯政府援助,蔣採納宋子文、孔祥熙等意見,於1932年底恢復中蘇邦交[2]:46-47。成立中國空軍總部,積極建立現代化中國海空軍。1933年3月6日,蔣由漢口乘車北上,3月7日到鄭州;3月8日抵達石家莊;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蔣才乘機離開[3]:357。1934年11月7日,蔣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3]:366

1935年12月,蔣要駐蘇聯武官鄧文儀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負責人王明(陳紹禹)要求國共兩黨談判;王明表示,談判以在中國國內為好,並指定將由蘇聯回國之潘漢年和中國國民黨聯繫;潘漢年在莫斯科同鄧文儀會面後離開莫斯科回國[2]:47美國國務卿公開發表文告,聲稱美國對於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不能熟視無睹[2]:46。1936年春,蔣曾秘密派陳立夫張沖到歐洲[2]:47;潘漢年從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中國國民黨代表張沖會談後,經西安劉鼎之秘交通線於8月8日來到保安,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張沖、曾養甫談判之情況[2]:50

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4]:502。11月2日,蔣視察洛陽橋工程,11月12日遊少林寺[5]。张判断绥远抗战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提出,建议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被蒋驳回,蒋坚持要他剿共。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4]:507。11月27日,张給蒋一份「请缨抗敌書」,遭到蒋拒绝[4]:574

国共内战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經万里長征抵达陕北。蔣把打通同共產黨關係交給陳立夫負責;陳立夫交代親信曾養甫(曾任鐵道部次長,當時任廣州市市長)物色,曾於1935年11月找到諶小岑(鐵道部勞工科長,曾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同周恩來、鄧穎超有來往)接受任務,通過湖南同鄉、歷史學家翦伯贊,約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同曾養甫見面[2]:47宁夏战役中,面对中国国民党中央军的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补给线。呂振羽同北平地下黨市委宣傳部長、湖南人周小舟有聯繫,參加抗日統戰活動;經北平市委批准,呂振羽於1935年11月底到南京開始同曾養甫會談[2]:47

1936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先后抵达陕北。宋慶齡共產國際有聯繫,擁護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組織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中共《八一宣言》,從宋子文、孔祥熙那裡聽到消息蔣介石要找共產黨談判;1936年1月,宋慶齡請董健吾(對外身份是牧師,秘密黨員)面談,交給他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之委任狀,要他將一封密信送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董報告上海地下黨後,地下黨介紹張子華同行;到西安後,請求張學良批准他們進入蘇區,張學良知到南京意圖後,更放心同中共聯絡[2]:48。3月,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養甫談判;諶小岑又經過左恭在南京工作,找到上海地下黨關係, 張子華以中共長江局代表名義到南京同曾養甫會談[2]:47。張子華4月離開瓦窰堡,5月和8月又來往兩次,又奉中共中央命於9月20日到達廣州,和曾養甫會談;10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軍事委員會單方面發布停戰令,紅軍一切部隊停止對國軍攻擊[2]:52-53。10月,红军开始渡河,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

陳濟棠和李宗仁、白崇禧

還在江西蘇區時代,紅軍就和陳濟棠有過秘密關係,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區和通商貿易;長征中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曾與陳濟棠秘密談判,達成讓紅軍借路西進之協議[2]:43。毛澤東對西南軍事將領行動表示讚賞,認為大好時機已來,決定利用此事件提早發動西北新國防政府。1936年6月两广事件其間,劉湘同張學良、楊虎之間有信使往來,同意逼蔣抗日方針,並曾表示願與西北共同行動;此時,中共黨中央經過上海地下黨派張曙時等到四川統戰上層,聯繫劉湘[2]:44-45。6月16日,毛澤東向王明表示:「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局面,西北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中國共產黨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6]:887西安事變後,劉湘通電表示贊成張、楊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和平解決,反對武力討伐;山東韓復榘、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等,經過中共黨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過間接關係表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後,都願意建立秘密關係;1936年8月,宋哲元派劉子青到西安,同中共黨建立聯繫;至1936年下半年以後,盛世才經過張學良疏通,同中共黨建立統戰關係,又聯繫中共黨同蘇聯和共產國際[2]:45。楊虎城提議張、楊兩軍起而響應,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再催促,張借開會之機赴京察看形勢,終以兩廣發生變化、東北軍內部改造遠未完成而作罷[7]:58。中共北方局聯絡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劉仲容父親有統戰關係,並可利用他們電台發報;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濟深之代表錢壽康經西安到達保安,要求與中共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中央表示同意,協定經過修改後,由錢壽康帶回廣西;西安事變發生後,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通電表示支持[2]:43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使中國避免新內戰,符合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之願望,順應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形勢[4]:488

楊虎城和西北軍

1933年5月,楊虎城和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志平(中共秘密黨員)到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面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2]:39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親筆信到西安與楊虎城商談合作;中旬,楊和汪談話,雙方確定聯合抗日之原則;下旬,北方局派負責人王世英到西安,與楊虎城反覆商談後,達成合作抗日協議[2]:39

张学良和东北军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7]:57。1935年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之紅軍[4]:557。蔣再次推張学良到「剿共」第一線,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之總司令職務[4]:557。到西北後,張統轄军隊除調到陕甘近20萬東北軍外,還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3萬人,寧夏馬鴻逵部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萬餘人[4]:557

1935年10月1日,紅二十五軍在勞山伏擊南下之東北軍,歼灭王以哲之 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 何立中战死[4]:557。在劳山战役中,東北軍团长裴焕彩被俘。張指揮东北军會同陕、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4]:557。10月22日,紅十五軍團夜襲榆林橋(位於陝西甘泉南),全殲東北軍王以哲部第一〇七師4個營,生俘團長高福源[8]:4983。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师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团长高福源)[4]:557。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4]:557

1935年11月13日,張学良在中國共產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中被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9]:880

1935年12月,張學良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繫,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共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學良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2]:14。李杜和宋慶齡有聯繫,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窰堡同中央聯繫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説,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學良那裡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學良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學良;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學良歷史、為人處事之特點[2]:19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學良[2]:141月初,張學良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他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2]:15。2月26日,張學良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他回來談[2]:16。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復正常通商關係;四、恢復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採購人員安全之責;五、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2]:17

3月2日,張學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學良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贊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2]:17。張學良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2]:17-18。雙方商定:一、和蘇聯聯繫,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繫,由張給以名義掩護;最後,張學良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2]:18。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學良:「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學良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2]:19

1936年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提出,建议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被蒋驳回,蒋坚持要他剿共。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4]:507。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7]:60;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2]:54。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张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11月27日,张給蒋一份「请缨抗敌書」,遭到蒋拒绝[4]:574

八一宣言、瓦窰堡會議與一二九運動

1935年7月至8月期間,共產國際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4]:421。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4]:421。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10]

1935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鄭重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11]:581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國共產領導下,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實業部長陳公博呈辭職,表示與汪精衛同進退[8]:5023-5024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4]:423

洛川會談

1936年1月19日,李克農在高福源引導下,到洛川同張學良、王以哲會談;張學良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2]:15。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4]:426。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義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11]:4。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12]:24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恩來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2]:15。2月20日,周恩來在瓦窰堡接到中央及軍委從東征前線發給李克農之訓令,指出張學良同意抗日,願意和他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2]:15-16。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窰堡出發,於2月25日到達洛川[2]:16。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13]:2

1936年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4]:426。李克農一一作回答,但在聯合蔣介石和進軍路線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克農表示:「張將軍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報告。」[2]:18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駐在山西石樓城指揮紅軍東征,周恩來和博古、鄧發由瓦窰堡趕到石樓;3月16日,李克農到石樓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滙報洛川會談情況;中央立即決定周恩來為代表到膚施同張學良談判,李克農也同去[2]:18。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4]:426。3月日,毛、彭、周簽署發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為一致抗日告全國民眾書》,提出停止一切內戰,不分紅軍、白軍,聯合抗日;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會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全國紅軍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軍前進等項主張[2]:22

洛川會談結束後,王以哲送給紅軍一批七九步槍,子彈數萬發,並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車送至紅軍防地;經過兩個月之努力,採購許多重要物資,有印鈔機和高級紙張、油墨、無線電器材、醫療器材藥品等;這些物資,都由東北軍用軍用汽車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轉運到雙方防地交界處,移交蘇區貿易局運到瓦窰堡;這批物資為蘇區解決許多困難,打破中國國民黨對陝北蘇區之經濟封鎖[2]:18

膚施會談

1936年4月6日,毛、彭聯名致電張學良,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窰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張學良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會商之問題,敝方擬定;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預告為盼[2]:22-23。4月9日,周恩来與张在膚施会談[4]:426。周恩來問張學良:「怎麼張伯苓是你的老師?」;張説:「過去我抽大烟、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2]:23張是當時最早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之中國國民黨將軍,已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通商等協議[4]:427。4月12日,周恩來、李克農等回到瓦窰堡,劉鼎也同行[2]:24。第二天,留在瓦窰堡之中央負責人立即開會,聽取周恩來在膚施和張學良會談之報告;會議決定,派劉鼎到張學良處,任駐東北軍代表,繼續做張學良和東北軍之工作;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鄧發為中央代表經西安、新疆赴蘇聯;在膚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區之交通機關;並決定加緊抗日宣傳工作,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2]:24-25。周恩來即將在膚施談判和中央會議情況電告在前方之毛、彭;4月14日,毛、彭覆電:「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2]:25。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把中國國民黨列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行列[4]:427。中共中央認為應該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以爭取中國國民黨之大多數參加抗日,最後迫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參加抗日[2]:25

張學良逼迫蔣聯共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国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发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把「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和各黨各派並列[2]:25;第一次沒有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之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4]:426。通電稱:「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2]:25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榘宋哲元醞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14]是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得悉張提出入黨要求後,迅即討論並決定擬許其入黨[7]:58[15]

1936年8月,從莫斯科返國之潘漢年來到陝北,匯報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找王明談國共合作抗日[4]:428。8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聯名致信張學良「同志」,詳述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起來,以蘭州為中心發動西北大舉之計劃[7]:58。8月21日,潘漢年勸張:「如蔣堅持剿共,就不會原諒張之聯共,到時反蔣不成,東北軍就成了俎上肉。」張為其所動。張派部下中共秘密黨員栗又文去新疆,爭取蘇聯援助。[7]:58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諸位先生」,稱蔣介石為「蔣委員長」;並向中國國民黨人宣言:「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2]:25-26;書中嚴正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行不向貴黨再一次的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陣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贊成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2]:50是月末,張向中國共產黨表示,願率領大部分東北軍與紅軍「合在一起幹」[7]:58。此時,在共產國際指令下,中國共產黨已決定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7]:58。中國共產黨決定放棄擁張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並建立西北抗日聯軍之計劃,但仍寄厚望於張,請他說服蔣聯共抗日[7]:58。張為抗日不惜犧牲一切,欣然答應「要想盡一辦法」勸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縱使「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7]:58。8月29日,得知中国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其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后,张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西安调处。8月26日,張文彬到達西安後,9月6日晚又與楊虎城密談,雙方協議取消敵對行動[4]:572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16]:89;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該是逼蔣抗日」[2]:26。中共黨中央派葉劍英代表黨中央直接領導東北軍、西北軍中之中共秘密組織,潘漢年到西安同張學良商量如何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共同工作和打通蘇聯關係,朱理治為中共特派員領導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汪鋒到西安幫助楊虎城改造西北軍、領導西北軍中地下黨,彭雪楓在西安上層統戰,邊章伍在葉劍英領導下統戰西北軍上層,吳自立到西安負責採購紅軍軍用物資[2]:34-36。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一份《紅軍與東北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戰的協定》草稿,紅軍代表款下有毛澤東簽名,但東北軍款下沒有張學良簽名,時間是1936年9月22日,是9月20日晚童小鵬在中央聯絡局抄寫[2]:37。9月24日,潘漢年攜帶周恩來致蔣介石和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以及《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國共產黨起草之《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保安,經西安去南京[2]:52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開表示,「懇切申請」國民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今後,紅軍主動停止對國軍「任何攻擊行動」,只是在受到攻擊時採取自衛手段;紅軍主力願作抗日先鋒,國軍奔赴抗日前線時,紅軍將提供便利;可惜,南京方面沒有響應[7]:58。10月29日,葉劍英向中央請示,擬於三日後離西安回保安詳細報告;11月初,中央回電同意葉回保安[2]:38。11月4日,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朱理治在致周恩來等人信中説,己決定讓高崇民(張學良幕僚)推動楊虎城,高用話激楊,楊説,西北局面張負責領導責任,如張幹,他一定接受張領導[7]:59。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談,面交周恩來給二陳之信,並口頭轉達中共中央提出之《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八項條件;陳立夫代表蔣介石答覆:既然共產黨願開誠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條件了;以後潘漢年和陳立夫又進行兩次談判[2]:53-54。11月中旬,張學良公館承啟處錄事趙華新奉命調查西安城裡和市郊所有部隊情況,但調查到中央軍時,儘管拿着總部副官處之證明信,仍不好使;張之副官長譚海只好開一個特別證明,再派一輛小汽車,坐着車去,中央軍才讓調查[7]:60。12月8日,中共中央對潘漢年指示: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只能擴充,不能減少一兵一卒;離開實行抗日救亡,無任合何商量餘地;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特別指出:「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不能做無原則讓步。」[2]:54

1936年8月11日,蔣下牯嶺飛廣州,8月12日視察黃埔校址並遊覽[5],往弔黃花崗朱執信鄧鏗、胡漢民等之墓[3]:372。10月22日,蒋來到西安[4]:572。蔣遊覽秦始皇陵和華山後,要在3個月之內將陝北紅軍全部消滅[2]:38。蒋仍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內战[4]:572。张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說不只是他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全軍主張[4]:573。楊性格深沉,只是委婉說他個人服從命令沒問題,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氣低落,抗日熱情高漲[4]:573。蔣嚴加斥張、楊,聲稱「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2]:38蔣向張、楊表示「剿共」計劃不變[4]:573。10月26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共產國際,婉轉詢問如張、楊、閻等與紅軍聯合抗日,蘇聯能否援助[7]:58?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陽[4]:573。蔣決定如張、楊不服從「剿共」命令,就把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蔣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任命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為一個方面之總指揮[4]:573。10月31日是蒋50歲生日[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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