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正義

社會正義英语:Social justice)又稱:社會公義,指在一社會內分擔責任、安排社會地位、及分配資源上符合正義的原則。此概念包含了社會評價及社會道德的特性,如「社會生活最有價值的為何」及「社會合作怎麼樣才是公平的」。據此, 正當的分配(just distribution)意指根據由 政治或其他審議過程所立下的規範性價值順序來進行分配。此 正義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被認為是正義的社會系統下,社會合作、政治正當性、政權合法性及政治效忠才能有真正基礎。

關於社會正義的研究分成兩大部份:一為正義觀的規範性理論(探究普世的規範性社會正義準則),一為實證性社會正義研究(評量社會分配是否符合正義的社會秩序)。 [1]

歷史

正義在 古希臘時期討論的 西方哲學有著不同的概念, 社會是典型的議題。 柏拉圖共和國中寫道,一個理想的狀態是“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分配到他自己認為最合適的階級中。

亞里斯多德認為, 權利只存在於 自由人之間,而法律應該採取“個人首先應該受到與他的財富對稱的待遇,其次才有 平等的關係。”  以弗所保羅的信中指出,每個人都應該與他出生的 階級綁定。這反映了當時典型的 奴隸制和對女權的壓制,古老的公正觀仍然盛行著嚴格的 階級制度。然而,在特權階層中,對於 公平社群的則有很強的觀念。亞里斯多德曾說的分配公平,要求人們根據自己的功德派發現金紅利商品和資產。 蘇格拉底(通過柏拉圖與克利托的對話可知)則認為,由於 社會契約這個概念的發展,人們應該遵循社會規則,並承受受它所帶來的負擔,因為他們接受了社會的好處。在 中世紀宗教學者特別是托馬斯·阿奎那,繼續以不同的方式來討論公平,但最終他還是認為,應該做一個以為上帝服務為宗旨的好公民。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後,人的潛能經過不斷開發,社會正義的現代觀念開始在一系列作家的作品中浮現。 斯賓諾莎在“知性改進論Tractatus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1677)”爭辯說,我們要去獲得生活的一個真諦“一個人的特質比他/她自己更加穩定”,並且為了實現“完美的極致......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他應該連同其他個人,一起達到這種特質。“在 啟蒙運動、法國和美國大革命中,托馬斯·潘恩同樣寫了人的權利(1792),社會應該給予“天賦公平,普遍的機會”所以“政府的建設應達到像它提出的...一切從來沒有在革命中出現過的程度的能力。”

“社會正義”是通過創造 耶穌會教士路易吉Taparelli在19世紀40年代。 具體的“社會正義”的第一個現代用法通常來源於19世紀40年代 天主教思想家們,包括在 卡托利卡文化宮的天主教徒路易吉Taparelli,基於聖托馬斯·阿奎那的研究。他認為,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競爭的理論,既不是主觀 笛卡爾思路中的,破壞了 社會存在的統一,也不是托馬斯主義的 形而上學充分關注的道德理念。英國哲學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1861年提出的功利主義中寫道,“社會應該平等地給予每一個人應得的待遇,那才是每個人得到的最好的對待,這是社會正義和分配公平的最高標準;所有機構和所有善良的公民應該共同付出最大的努力。“ 

在後來的19世紀和20世紀初,社會正義成為美國政治和法律哲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尤其是杜威, 龐德和布蘭代斯路易斯。其中一個主要的擔憂是洛克納時代,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決定,推翻了由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通過的促進社會和經濟進步的立法提案,如八小時工作日或加入 工會的權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勞工組織在創始檔序言中採取了同樣的術語,它指出,“唯有基於社會正義,普遍和持久的和平才能被建立”。從此,社會正義的討論進入了主流的 法律和學術論述中。20世紀後期,一些 自由派保守派思想家,特別是弗裏德裏希·馮· 哈耶克反對這個概念,他聲稱,社會正義並不意味著什麼,或者說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這個概念仍然非常有影響力,特別是推廣它的哲學家,如約翰· 羅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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