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Political slogan by Red Guards on the campus of Fudan University 1976.jpg
1976年春,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围墙的政治宣传红字标语: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1]
简化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繁体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通常简称
汉语
  1. 文化大革命
  2. 文革
  3. 十年动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2][3],简称文革,是一场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所发生的政治運動[4]。文革是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发动的階級鬥爭[5]。在此期間以四大指導原則為藉口,普及的批鬥抄家、告密等行为文化,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6],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7],受害人數以千萬計[8],亦有數不清的文物在1966年6月1日的破四旧[9]慘遭红卫兵的蹂躪[10]。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賀龍領導人[11][12][13]被迫害致死,鄧小平陳雲黨內高層亦在此期間被下放。[14][15]

1976年10月,这场运动以遭到中共官方公開全盘否定而告终。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也随后被称为“十年动乱[16][17]或“十年浩劫[18][19]。这场运动当时也影響了阿爾巴尼亞北韓法國埃塞俄比亞智利等世界上一系列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20]

广义上,一般認為文革[21]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22][23],是毛澤東在1958年前后的三面紅旗的挫敗[24]後、以及在反蘇修、反美帝等口號的情况下,以革命名義攻擊溫和派(當時衊稱走資派)並重回黨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右派人物的影響力則多遭到剝奪,而當權派亦有內鬥,並導致了原定接班人林彪的死亡。[2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文革结束及經過包括粉碎四人帮等一連串政治鬥爭后[26][27],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28][29]并推动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逐渐消减毛泽东时代极左派色彩;也由於藉毛澤東權勢推動文革的極左派多被整肅,使中國社會經濟復苏并順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場經濟。不過為了確保共產黨治理的一致性,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擋駕路線變動。其允許資本再度开始活躍的做法,也令中國經濟回到了發展軌道上,讓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成為可能[30]。1981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局针对1966年至1976年文革阶段给予的立场和态度[31],将其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32]至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地区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33],中国官方和自由派人士[34][35]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自由派人士甚至认为毛泽东要对此负主要责任。[36][37][38]极左派仍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认为邓小平等“走资派”成功篡夺了党和国家权力,建立起了修正主义国家。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斯大林模式作為新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39]1953年-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滿懷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時,赫魯晓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斯大林模式[需要更好来源]

中國共產黨與毛本人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修正主義跟資本主義復辟。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他們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出現了尖銳的矛盾。由於這種情況,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只有採取斷然措施,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需要更好来源]

非中共的觀點則認為是: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加上恐懼死後,因為經濟的慘烈失敗,如史達林一樣被黨內同志清算,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40]

四清运动和毛泽东、刘少奇歧见

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左)与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右)出现矛盾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 “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41][42]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43]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44]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45]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黨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晚年”,这是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46]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後,彭德怀被罷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47]

林昭,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敢于和中共当局抗争的民间人士。她于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遭到监禁,并于文革时期中的1968年遇害。

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上半年,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48]1959年7月,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49]

195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了九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学习讨论会,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50]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两千万至五千万人死于飢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51][52]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53]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54]

大跃进和中苏论战

七千人大会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中國大陸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55]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說。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56]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57]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5年以后,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58]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59]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60]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61]

以阶级斗争为纲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 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62]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63]

公报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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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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